碩論後記
過去兩年來一直在思考歷史研究中的風格問題。以前讀Deleuze《訪談錄》，其中論Foucault與哲學、體育，都強調｢風格」；後來重讀荒木見悟《佛教與儒教》，也覺得當中的論證，一學說如何走向另一學說云，往往不僅從－－比如說，學說甲有概念一二三，從立場四五六觀之興許存在缺陷，故學說乙又如何取徑七八九－－這樣的思想史、學術史論述出發，更多可見的是對「風格」的體悟和形容：禪宗某系風格體態如此，其優於他系如甲，然風格體態之變動，或走入末流，或在如何場合當中，則有乙丙的弊端；其入微則在咫尺感悟的推敲之間。於是我想，或許應有一種風格，不是外在的、作為附帶效果或結果的表層風格，而是更為內質、人格性的。
這種風格，並不是思想或文學或藝術史中的風格評論或理論，而是思想觀念自身所呈現的風格；儘管前後者間時而存在理論上的關聯。它也不是以思想來解釋、推導藝術風格，而是推導思想自身的風格。這種風格毋庸置疑是抽象的，但是──我個人認為，一如意圖和歷史心理狀態一般，它並不是本質上不可研究，只是程度上難以研究。
在過往的思想史研究中，那種顯淺的性格或氣質描述往往是作為附帶原因而出現，多半不被視為第一序的有效解釋。但是強調更為內質的風格，一者，因為思想理念不僅為離析的思想理念，自身亦引導和體現着理想或非理想的學術審美和風格；此種審美將影響甚至可以劃定其全體的學術視野及取徑；小至一詞一字之訓詁、個別學術議題的解決方案。而這種風格是能夠作為解釋某些學術決策、路徑的強力原因之一的；因為二者，分析思想家的思想，概念是一，與外在環境的互動及變遷是二，梳理其中的思想文獻資源是三，摘出其中的邏輯與思維是四；當我們分辨並羅列出文本中的紛紜元素，資源一二三，概念四五六，背景七八九時，為這些平面的點賦予整體而獨立的生命的，並不全是侷限於文本內部的邏輯與思路，而是個人或團體的內在風格和思想。這不是說，風格能夠統攝一切；且風格，倘若借鑑Deleuze所謂生命進程與可能性之創造的說法的話，自身也在不斷變化當中；也很可能不內洽。但是它或許能夠提供某種思想的橫切面。理想是，它或許是貫通學術史的形而上(思想、理念)和形而下(體例、技術)的路途之一。
雖然，只論氛圍、氣質則容易忽略個體或個別作品，彷彿所有都成為了風格的推敲與歸納；又，風格的研究牽涉語言文辭的運用，形容風格，恐怕難以避免用上含混不能客觀，甚至具有「文學性」的字眼，而不必然為所有人同意；而這種風格又不當具有理型──儘管，我們在描述這些風格的時候，很可能已經預設了某種風格的恰當的度數；並且，討論氛圍與氣格，必然會被視為主觀陳述──尤其是，在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的警戒下，學者對作品風格的形容，是學者面對作品時所感知到的風格，與真實的作品意圖或歷史心態不能等同──然而，倘若說，明確必不可能為客觀的歷史著作，主觀的條理、因果推斷在一定的理據下，也能夠普遍被接受的話，對於更為精微而難以把握的風格與氣質，或者並不是本質上不能接受，而是因其更難準確把握，故難以被承認。
拙論初稿多少是在以上的雜亂思緒下完成的。它絕對不是以上思考的實踐，雖然當中難免微有這樣的嘗試。「對風格的探究經常就是對隱藏着的一致性的研究。」最初思考風格，是想嘗試解釋朱熹之所以為朱熹，也就是朱熹的獨特之處。企圖把握－－不是文本，不是文本的思路，不是文本的作者－－而是文本背後的人，他們獨立而萬變的思緒。想把握——即使只是稍稍觸摸到－－某種生命力，有這樣不可能而完全大而無當的感覺。但是就算排除史料的局限，我今日站在另一人面前，也完全無法把握對方思緒的絲毫。甚至我連自己的生命也無法把握，而已然在好高騖遠些不可能的物事。朱熹的話，以風格大抵也仍是不能解釋的；沒有具體案例的研究，所有的討論也都是無意義的拖延。不過，我想，再如何大而無當，往書中索求子虛烏有的人和生命，如何都比寄望現實要有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