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十六月說
三年之喪，王肅主二十五月，鄭玄主二十七月，歷來經學家之說，大抵不出此二塗。唐代王元感乃主三十六月，事見《舊唐書》、《唐會要》，為張柬之所駁。然《唐書》僅載張柬之駁論，王元感之論，則未見。考柬之駁論，有「吾子豈得以《禮記》戴聖所修，輒欲排毀」之語，又《唐書》王元感本傳錄有著作《禮記繩愆》三十卷，知王元感蓋貶抑《禮記》，而不滿《三年問》「二十五月」之文。以《禮記》漢儒所修而不以之為然，於六朝隋唐時期本非罕見，前有魏徵編修《類禮》，後有王嵒請刪《禮記》，亦隋唐禮學之一支流。至於三十六月說，雖非注家所論，然蓋亦淵源有自。《漢書》載文帝遺詔，中曰：「以下，服大紅十五日，小紅十四日，纖七日，釋服。」合三十六日。應劭注此云「以日易月」，顏師古斥之，言三年喪其實二十七月，此制乃文帝「自率己意創而為之」。及宋劉攽，則以翟方進於後母既葬三十六日後除服一事為證，以為文帝三十六日乃既葬後服，未葬前仍服斬衰。然則葬後為何服三十六日，其數蓋亦取於三年喪；而葬後服既以三年喪為三十六之數，則未葬時之斬衰，也當是以三十六月為期，如此前後邏輯方洽。則無論此三十六日是葬前抑或葬後，都說明了在漢時朝廷已有以三十六月為三年喪者。此外，何休注《公羊》文公「久喪」之文，亦謂「文公亂聖人制，欲服喪三十六月」。則知當時有主張三十六月者，故何休注以「久喪」為三十六，而非其他月數。今檢諸典籍，蓋經學家雖有二十五、二十七月之爭，然考之民俗，三十六亦自不罕見。宋神宗元豐時曾有一汝州人為母服三十六月喪期，朝廷嘉獎之。及清代，學者間亦頗有主張三十六者，毛奇齡、吳廷華、沈堯中、張文嘉、邱嘉穂等俱是，四庫館臣、黃以周曾駁之。周廣業亦主三十六，曾舉《大荔縣志》、《毫州志》等言民俗流行為父母服三十六月；顧亭林〈與友人論服制書〉，亦言三十六月喪期「今關中士大夫皆行之」。又祁寯藻提及三晉之俗，士大夫持二十七月，然民間持服，實三十六月；萬斯同亦言四明之俗，有服三十六月者。蓋經學內部雖有繁瑣考證三年喪為二十五或二十七月，經學以外之普通民眾，卻未必細究，見三年即曰三十六月，以一年為十二月是也。漢文帝取三十六之數，或沿襲前世風俗，或禮以從厚為宜。無論如何，三十六日之制一直延續至唐初仍然，是三十六月說在經學以外頗為通行，朝廷因之，未足以引起士人反動。至玄宗、肅宗崩，方改為二十七日。改動原因，史籍無載。或因玄宗時期大興禮樂，改革禮制，故天子之喪因之而有所改動。以是觀之，王元感以三年喪為三十六月，乃援通俗之說之於經學，以經學外部之現實常識糾正經學內部之邏輯體系，實於禮文無徵。其學風因而是粗略的、直覺式的，有異於精密繁瑣的章句注疏之學。《舊唐書》本傳提及其經說為魏知古、徐堅、劉知幾、張思敬薦之，祝欽明、郭山惲、李憲則譏之，是王元感之學風，當時亦已累積了一定的勢力。其中劉知幾之疑古惑經，亦以現實常理審察經說，與王元感學風尤其契合。此數人皆活躍於武后時期。知唐代新經說，不始於安史之亂以後。
- 日人島一有專文討論此說，可惜蒐羅不到該篇文章；今年內地新出一本《秦漢六朝隋唐禮制與經學論叢》，觀其目錄，也有章節涉及王元感。至於皇帝喪服的權制，吳麗娛也已有專文討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