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溪集卷三五三六制詔出處
政和五年，李綱除尚書比部員外郎。文集卷39有比部員外郎輪對札子五，其辭則明確修為徽宗大觀、政和年間之紹述、聖學、承平百五載之話語，是迂拙如李綱亦不能免也。然札子之三〈論官制財用不能悉視熙豐〉論裁減非 元豐所置官局不當，應「度之以時」，雖仍反覆申述紹述文辭，語亦迂迴，然細究則頗不以為然；又卷36錄〈誡諭三省密院修舉熙豐政事詔〉一首，文字與〈論官制財用不能悉視熙豐〉多雷同，1惟前者標舉熙豐故事，後者則斟酌以為不能盡效熙豐制度。觀卷36所錄詔書，俱是誡諭詔令，而其文辭亦多出徽宗政和年間者。檢慕容彥逢《摛文堂集》卷三有「誡諭三省樞密院修舉先朝政事敕書」，《玉海．辭學指南．詔》錄紹聖二年試題「誡論三省樞密院修舉先朝政事」，《宋會要．選舉一二．宏詞科》：「哲宗紹聖元年五月四日，中書省言：其應用文詞如詔誥、章表、箴銘、賦頌、赦勑、檄書、露布、誡諭之類，凡諸文體施之于時［……］詔别立宏詞一科。」2下二年亦載「修舉先朝政事」試題，慕容彥逢名列其中。是慕容敕書實為應制文章，李綱〈誡諭三省密院修舉熙豐政事詔〉題目與之正同，不過因改朝而易「前朝」為「熙豐」耳。再翻《宋會要》同卷所錄試題，紹聖三年題：「誡諭士大夫敦尚名節」，《梁溪集》卷36亦錄同名詔書一首；四年題：「誡諭學者詞尚體要」、建中靖國元年題：「守令勸課農桑詔」，3卷36亦錄此二題誡詔。惟李綱乃政和二年進士，《宋會要》錄政和元年至宣和六年每年四題，考之無一與文集詔題合。據《宋會要》此科亦附禮部貢院引試，政和七年，李綱差充禮部貢院參詳官；宣和元年，同知貢舉。卷36之誡諭詔，疑是李綱為宏詞科所修之範文典例，間以往年試題為之，故達十三首之多，4而細讀盡是浮辭，未有指實。文集卷35又錄制二十首，如「宰相除三少」、「宰相除三公」、「吏部尚書除節度使」之類，亦俱不指實。「三少」、「三公」之目，徽宗政和二年所改，據《周禮》而為太師、太傅、太保，迄宣和七年而「復尚書令之名，虛而勿授；三公但為階官，毋領三省事。」(6)政和四年，李綱除尚書考功員外郎，考功既掌官員磨勘、考課，則此二十首制，除了詞科之故外，也有可能是因考功事而為之。5蓋《梁溪集》編次，卷35、36先後為政和應用文詞。
如前者謂「其所施設而已然者，遵制揚功而率由之；其所有意而未備者，增光潤色而推廣之。建立制作，法度禮樂，凡百王之所不敢睥睨者，悉舉而行之，以大有為於當世」，後者即謂「熙豐之所施設而已然者，遵制揚功而率由之；熙豐之所有意而未備者，增光潤色而推廣之。制禮作樂，興事就功，以大有為于當世。」前者謂「臣愚伏望聖慈親詔二三大臣審圖之熟慮之，可否相濟於未熟之前，號令必行於已出之後。」後者亦「惟爾六七大臣，其尚同心一德，協恭和衷，可否相濟于未然之前，號令必行於已出之後。」《建炎時政記》錄有若干篇李綱所擬而降下的詔令，亦有誡名節者，與卷36之詔書相較，話語、應用顯然有別。另李綱〈貴和〉論臣子相處之道在和，曾敷衍「相濟於未然之前」說。則凡此之類今人目之雖煩文套語，然中或摻夾己說，或確實有意發揮道理，也未可一以論之。↩
依此，則徽宗一朝之官場話語套辭的高度復疊或有部分可以歸因於宏詞科；是應用文書的套語軌則云云。↩
又：宣和二年題之一：「唐開元禮序」。當時詞科慣例亦考前朝政事。今世流傳宋人「唐開元禮序」二首，前賢或引之論《開元禮》。二首一為劉邵才所著，亦宣和二年之從試者；一為周必大著。周必大文據《全宋文》亦錄於其《詞科舊稿》。則宋人文集中偶有〈唐會要序〉、〈唐六典序〉者，雖未嘗不可以考察，然或有詞科、應制背景，亦須留意。↩
除誡諭詔、制外，《梁溪集》是否有其他因詞科應用而修擬的文章，則或可進一步考究。又。朱老師認為當是練習宏詞科而為之，文集編者不加挑選而一概錄入。↩
又其制之一曰「朕駿惠先猷，肇修官制，允釐輔弼之任，是正公孤之稱。」知是政和年間新定三公名目不久後修擬。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