準確之共情與想像
大家都說要通過閱讀史料把握「感覺」，實際說的是，要通過經歷大量歷史文本，來切身體會到，來能夠將自己置身於，批量產生這些文本背後的人和歷史時空，其立體而真實的整體氛圍，或曰風格。肉眼不可見的，籠罩的，被當時人所習慣的，默認的，也因此罕有被明白描述出來的底色，的潛氛圍。這種氛圍鼓動着人的行為和言語。某一程度上還是共情；企圖將自己代入該時空或人物上；還是還原歷史現場的嘗試；還是一種想像。嚴格而言，讀任何文本都必然會產生寬泛意義上的想像；閱讀而理解，這是人自然而然的本能；而理解、詮釋本質上就是我們對文本的一種想像；無論這種想像是否符合作者原有之意圖。但共情和氛圍的想像是企圖探取「人」；或者說，理解「人」，而文本是途徑。文本是存留下來的，固定的星星點點，而我們企圖要窺得曾經產出並承載這些星星點點的，極其複雜，萬千因素互為交叉而運轉着的龐大立體空間。即，不僅是照片所保留下來的定格片刻，我們還要不在照片框內的，但使該照片的影像所以然的曾經活動着的歷史世界。或者人的精神世界，思想世界，云云。探取「人」，並不爲歌頌人文；而是要理解、見證和體悟人的複雜性和萬千種可能性。尤其是，有別於當下的，我們自身的可能性。
雖然，無論是探取抑或理解人，在現實中也好，在面對歷史文本的時候也好，都是近乎不可能。不可能保證完全正確無誤，不可能兼顧到全局，兼顧所有面向，實際也很少有標準答案。但倘若理解和共情是輕易可能的，是有確鑿答案的，是有機械的程序可以套用的，我們也不會有共情的嘗試；這種嘗試，也不會形成學科。理解也不是「作者已死」的開放性詮釋。因為人的複雜性，我們不可能以線性的語言，完全還原某一人物，現象或時代。不可能以一己之複雜性，完全置身而共情另一複雜性。但不代表該人物，現象或時代是空無的，假有的；只要該客體是曾經存在過的，我們就有更符合現實和相對不符合現實的理解或還原的嘗試。此不必到研究範疇上的理解；普通日常地，任何一人事，一文字，只要存在，被理解就是不可避免的。況且，理解、想像和共情的不能完全真確性，正是其價值所在。不能完全真確性，也就避免了純粹、單一的復刻，也就生出了視野各異而多元的詮釋；這些各異的詮釋，本來又各自源出自不同的複雜性。本來，所以不能完全真確，也是因為人的萬千種複雜性是沒有完全相同的；不能真確，是必然。
簡而言之，全面真確還原現場的史學想像與共情是不可能的；但此種不可能性正是其價值所在；但局部而接近真確的想像、共情與理解，只要有哪怕一絲的線索，理論上都是可能的，雖然，實際操作極其困難；但也因為極其困難，所以為研究，為學科。
從這一角度出發，對我而言，史學是追求真確之共情與想像的學科；通過有限的材料，企圖達致最接近真實，最準確的，對異代之人的理解。理解不止於局外理性之觀照與分析，最真切的理解，還要求對歷史現場有切身之體悟－－儘管這基本不可能－－，所以需要共情。而共情需要想像。此處的共情，不止是一般意義上的情感和認知之模擬，而是對具體時空之下之整體體驗、活動，包括內與外，之盡可能的還原；對隱藏、不顯然但無形中塑造了體驗、鼓動了活動之整體氛圍和風格有所感知。史料是那萬千種體驗、氛圍和活動所留下的二三吉光片羽；從中我們嘗試窺探曾經生發並流散無數片羽的龐大時空與人群。因此，在我而言，史學不是純粹的史料學，文獻學，文本學；也不完全是為了求真、通變、通鑑；而是理解異代之人的學科。當然，這不是說，文獻只是這一目標的工具；片羽雖然為片羽，然而亦自是一花一世界。應該警惕的是把片羽當作全貌或終點。
追求真確之共情和想像也不等同追求還原歷史；儘管還原的嘗試是其關鍵的一環。理解不是還原、重現研究對象的體驗和狀態，否則不過是復刻；理解出於差異，目的不是求同，因為完全而純粹的同是不可能，也沒有意義的；而是認識，是複雜性與複雜性之間的流動和交互，單向或雙向的影響和改造，在此流動之下，其認識的結果，既是一種失真，亦是新的創造，新的複雜性。
在一些講座、會議上，不時會聽見如此的提問，大抵是，研究這些東西，對當前現實有甚麼借鑑意義？那自然是個問題。對我而言，歷史學的意義之一，是在於見識而理解有別於當下的，眼前現實所能接觸到的，「人」的另一種可能性和複雜性；歷史既不能脫離當代，然又某一程度上，是爲對現在的超越。於是我們的視野和精神能夠不困頓於、不止於「現在」的語境和環境。歷史研究對當下之借鑑意義，本應出於自然而有。然歷史學最應該反對的，本來正是這種獨尊的知識實用主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