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家體貼與體履
從前沒有留意，二程「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」一語，用的是「體貼」二字。不是「思量」、「理會」、「推究」或「得」，是「體貼」。「體貼」是一種感悟，身同感受；非止局外的理性推斷。此種「體貼」，唯有是實踐；唯有是把經典、知識拉到現實，拉到自身上；唯有是身體力行，從明確之「自我」而非局外的立場上想像思想對象，才能夠有此說。查《朱子語類》：
問：「『物有未體，則心為有外』，此『體』字是體察之『體』否？」曰：「須認得如何喚做體察。今官司文書行移，所謂體量、體究是這樣『體』字。」或曰：「是將自家這身入那事物裏面去體認否？」曰：「然。猶云『體群臣』也。伊川曰『天理二字，卻是自家體貼出來』，是這樣『體』字。」
宋代官司「體量」，猶親自察訪，鄧老師有文章專論。「體羣臣」，朱子注：「謂設身處地而察其心也。」類同共情。亦要求想像。門人說將「自家」體認「那事物」，前提也是，從明確之自我意識出發，而有所作爲。所以，體貼出來的是天理，但體貼自身，本來出自一種相當實地的，自我的履踐意識。論尚書，朱子說：「最好紬繹玩味，體貼向自家身上來，其味自別。」「體貼」也好，「自家」也好，漢唐儒生，必不言此。「體貼」講求不止是客觀理論上的融洽，自我感受上的通貫，一種內在的理解，更爲重要。此種通貫感的需求來自個人履踐意識。制度上的履踐不需要執行者感覺通貫，但個人履踐則要求內在之自洽，知識之內化。換個角度來說，整體主義對世間「一體」的追求，其中一因素，或許是個體履踐內在自洽需求的投映和擴展。所以，程頤說六天，用人之四肢爲一體作譬喻。
從這一角度出發，心性之學本來也是履踐之學。內聖外王，都貫徹於履踐。宋儒不無端思考心性，也不純粹是因爲排佛或融合儒佛的理論需求而思考心性；也不純粹是因爲家國社會的關懷而思量心性。而是有迫切的，關係到個人自身核心的，一種釐清和理解的需求。先前曾討論宋代因書籍流佈而知識個人化、私人化，而自我認識知識化，與此個人性大抵亦通。
近日嘗試學靜坐，本來要學，未開始靜坐，又想起履踐問題來。說道學或理學實踐、靜坐、講求工夫，這些都是常識。心性之學與履踐、自我密切有關，也是常識。只是我從經學史入手，所以覺得稀奇。懊惱是，沒有任何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存取權，大部分關於靜坐的論文，都無法下載。所以無從入手，也不知研究概覽如何。只能翻查《朱子語類》：
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。一日，讀孟子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」，忽悟曰：「我心不曾收得，如何記得書！」遂閉門靜坐，不讀書百餘日，以收放心；卻去讀書，遂一覽無遺。
此事不知真假。其中是一種明確的，「我」與知識的關係。讀書，而聯想、套用、推演到現實和自身，而「悟」。必然也是，是從「自我」的視野和需求出發觀照知識，才能有此「忽悟」。爲何會是「悟」？我們會說，鄭玄「悟」出三年喪是二十七月嗎？因爲「悟」不止於文本上的邏輯理論，而需要想像。不過，我們或許還會說，王弼悟出了易的甚麼義理。但是王弼注有「我」嗎？漢唐注疏，很難找到個體之「我」的存在。有關於人或個體(individual)普遍的，應然的是非規範。有關於天地的，陰陽的，人情的一些觀念理論。但鮮少考慮到「我」(self)。甚至乎上推孔孟，所論雖出於「我」，使論心性，也非是旨在指導「我」。他們有指導人的意旨，言，人可不可、應不應當如何，但面對知識或曰「學」，很少有分明的「我」的認知。「以意逆志」，或許近之。無論如何。所以有朱子讀書法。爲何讀書有法？不僅是因爲書籍的選擇多了；而是其一，讀書也成爲了一種履踐；其二，重點不再止是，學者依據經文意旨，更在於學者自我如何與書籍周旋；自我學習、內化的過程。所以說知識個人化云。宋儒興蒙學、重教育、重人格云云，大抵也與此有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