思想史中個體之能影響度
我想，宋儒之理想主義所以高昂，一原因或者是，因爲彼所認知的，自己所能夠對外界造成的影響力(impact)，要高於現代的普遍人。影響力，亦即其對既有環境、人與體制之所能造成之改變的限度。遂理想。而現代，儘管大家有更多的途徑與權限去利用(manipulate)環境，實際對此環境所能造成的影響，則相當有限。遂理想喪失，而講求功利與效率。故如修身齊家治天下一類之說，在現代便顯得荒謬無比。1That is, their perceived agency is higher than ours. 而也因爲彼等個體認知中自家之能影響力較高，故個體之學亦更流行。內轉說局部可如此解釋：即不僅在於個體個性之在硬性環境中成爲偏離因素，並也在個體個性在硬性環境中之所能偏離與成爲動搖因素之程度。宋代諸學科之拓展，亦局部與此成正比；以效率也者往往是反理想且反個體的；效率講求確鑿之保證；故個體在知識上之不有成功之保證之拓展，便難伸張。
雖然，反之亦通也。物質聲色之繁多會導出內轉之需求，此以凡此概念解釋內轉之另一理路。在現代，則尤以外在人工環境之越聳然而不可搖；之越周全、完備、便利；而人之精神亦遂越癱瘓而致殘；越無力而微小。大抵現代精神疾病所以越嚴重，此亦一因。個體越突顯，以一切越周全而不可搖動。人在此不可動搖之石泥架構中，亦越人工化、自動化也；遂越失卻自覺。
當然，同一時空之不同人，其可造成影響之程度，亦自不一。一郊野人之能影響度，豈能與一皇帝之能影響度相比。不過，影響雖然帶來動搖；即不穩定性，破壞規律；然「影響」自身本亦應有一定之則可循；可循者，既在影響之形式，亦在於，帶來影響之個性，也是有一定之趨勢可循的；此既包括個體之個性，以人雖複雜而內洽；亦包括代際推移間之個性趨勢，若由宋太祖至於哲徽也。
現代學術，多號以格物、致知爲目標；有志者或欲以致平天下、治國、齊家；然或以末三目之實多不可能爲，遂實止於致知，而中誠意、正心、修身三目，亦遂爲稀罕。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