哲徽性情
曾布遺錄。讀到曾布論蹇序辰修禮儀錯訛百出，哲宗問何解，曾布說：「正如人失儀，一獐狂失次，即所向失儀。」覺得甚搞笑，錄下，回頭過來再往下讀，即赫然「上大笑」三字也。於是始想通一直以來圍繞哲宗的奇特感覺從何而來；即，在垂簾時期以「恭默」聞名的哲宗，在遺錄中，不僅經常「笑」，且是多「大笑」，尤其是在與曾布八卦、吐嘈臣下的時候。在宋人記載中，如太祖笑，多是一種豁達寬容之態；神宗笑，則多見於王安石之相關記載間，然有時也不知笑甚麼，是甚麼笑。總多是王安石一本正經說小人此，流俗彼，陛下爲此蔽，然後下文一句「上笑」也。而哲宗則對八卦吐嘈臣僚似乎很有興致，以致譬如說，說某官「惺惺曉事」，似乎已經成爲他和曾布間的一個inner joke，其屢屢以此官問曾布的意見，以至於曾布有一回也說：「臣論之多矣。」大抵是有些不耐煩了起來。曾布錄與哲宗對，亦往往曰哲宗「語笑」或「笑語」如常云云。
「笑」和「大笑」在這些文獻中的區別是，前者往往很蒙羅麗莎，而後者則帶有某種程度上的鬆懈和失態。尤其是，在大笑的對象往往是些被吐嘈的官員的情況下，相對於前代皇帝，更彰顯出一種不成熟或幼稚的姿態來。相較之下，如元祐六年，劉摯日記，則提及「從來未嘗聞上德音，今聞是三語也」。劉摯在元祐元年時便已入朝，而如此六年間，卻說未聞一語。與曾布筆下的哲宗，顯是大相徑庭。這兩種形象自然本來是一體兩面；我隱隱約約覺得，哲宗所以屢番問曾布關於該惺惺曉事官的意見，自然並不真的是多麼想諮詢曾布，只是因爲前幾回和曾布八卦該官時，"it worked"，不僅是語笑得高興，並且是通過inner joke得到了一種聯盟感如此。此種君臣之間的，較爲親近的距離1，有別於王安石與神宗的君臣際會，一方面雖然可看作是，或許哲宗在模仿神宗之下問臣僚之類，然另一潛在的解釋也可以是，以尤其在成長過程中的私人、親人關係不能滿足情緒需求，故至於不知覺中在官場中尋求connection，或者「玩伴」是也。當然，如此分析或者就揣測太過了。
哲宗「幼態」的另一例子是，元符元年，繕營齋宮，章惇以爲宮殿金碧相照，不妥；於是哲宗引章惇、曾布等人入視，並問惇：「有金碧之飾乎？」後與曾布再討論，又說宮殿實「未嘗施金碧」云云。乃徽宗即位，方與曾布提及，哲宗所引章曾等人入視處是寢殿，殿外別處實是「無非金翠」。此種不服、遮遮掩掩，止爲意氣、面子，亦不成熟之表現也。
又，所以其宰相也幼稚。不是天真的那種幼稚。只是荒誕的幼稚。
可寫一篇〈宋代皇帝大笑考〉嗎？七成材料是哲宗，一成太祖，其餘二成待再細查。
先前很納悶爲何宋哲宗經常和曾布吐嘈章惇不是，而猶長久用之。此一方面固是曾布材料的片面處。近來覺得，一關鍵是氣性相投罷。二人都頗意氣、輕率、急躁；哲宗尤其易怒亦易笑，好聽臣僚八卦。章惇、曾布、蔡卞，遂都很能夠迎合其意。且三人雖都頗能狠毒與權謀；然如曾布言蔡卞之笑面夜叉：其尚讀書畏義理，與京不同。三人都尚存有一定之直接性與可預測性在其間也。徽宗即位初，曾吐嘈過哲宗宮殿奢華，從後來事看，頗疑他其實不是嫌其奢華，是嫌哲宗品味「無非金翠」，土豪也。曾布筆下的哲宗愛大笑，此其真與直處；哲宗之動輒要剁人，動輒要流放人到死地的簡單粗暴的手法和思維，與此亦是一。而徽宗，雖亦有笑，然多是禮貌的微笑；也不與人打直球；微笑說幾句「待理會」，形式上糊人一臉，過幾日就擯廢了對方也。雖然，也因其委曲，所以其最初比哲宗更能接納調和也。蔡京那大搞形式、項目的偏好，實際早在元豐年間已可見，只是未太爲神宗、哲宗所多採；至徽宗，則與之爲天作之合。蔡京擅書不擅文，與徽宗好藝多於文，與二人之極愛吹噓形式排場而實際經義都亂了套，亦通也。應該說，神宗、哲宗、徽宗三帝所重用之宰相，都某程度上可爲是其自身之鏡子罷。今傳三帝之肖像，其氣質也很彷彿。
當然，這是一種非常conditional的親近；哲宗並不真的與曾布有多要好，曾布本人亦自多計算。權力之下無平等的親近。↩